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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by的表演慾和陰性特質找到昇華的渠道：Drag。現在Toby化身Miss Daisy，以嬌媚的舞步和大膽的姿態挑戰關於性和性別的種種禁忌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昨天晚上夢見Toby，或者該說是Daisy。身材高挑的她／他身穿暗紫珠片晚裝，戴著紫羅蘭色的絲質長手套，頭頂淺金色大波浪及肩假髮，化了個妖嬈嫵媚的妝。我們在一卡燈光昏暗的旅行車裏，車廂中掛滿了珠串吊飾、羽毛、的士高鏡球。我在對鏡化妝，早已準備妥當的她在我身後悠閒地抽著菸，我問她什麼唇色好看，她從化妝品堆挑了一支暗紫紅色唇膏，遞給我。這一幕，活脫脫是1994年澳大利亞電影《沙漠女皇巴士團》（The Adventures of Priscilla, Queen of Desert，台譯：沙漠妖姬）的場景吧。
但現實是，Toby沒有自己的旅行車，也沒有自己的化妝室。
因為家裏空間不容許，每次變裝，他都要帶上一大袋衣飾，到街上找一個可以換衣服的地方，通常是商場的洗手間；也因為在家裡沒有化妝——甚至是練習化妝——的空間，所以他的drag makeup基本上都只有聘請化妝師代勞。
人人都說，在香港，大部分的問題都是「空間問題」；但這個「空間」指涉的，除了實質居住「空間」，較容易被忽略的是由「空間限制」衍生出來的種種對可能性的扼殺以及思想上的限制：我不是說「實踐」，而是如果連「實驗」的空間也沒有，我們的社會還剩下多少可能性？
與城市大部分年輕人一樣，Toby和家人同住。雖然他算比較幸運，擁有自己的獨立房間，但家裡的空間始終有限。
「在你練習化妝的時候會有家人經過、甚至走進來——你可以想像我幾乎連練習化妝的機會也找不到」，因為「家」的公共性，也因為香港狹小的生活空間，私隱幾乎不存在：「比如說，就算是我的房間，就算我把房門關上，但是你總不可能把化妝品擺到滿桌都是啊！」在「家」的空間，限制不只來自單位大小，更來自每個家庭成員「個人空間」的並置與重疊，往往把關愛變成互相規訓（discipline）。
有時候，規訓會以比較溫和的方法表達：雖然Toby本身在一家國際時裝品牌任職，日常工作接觸女性時裝居多，把品牌衣物帶回家也是平常事，但家人往往透過擅自/故意「執走」（拎走）存在他房間裡的「女性化/女裝衣物」，「以過濾不正常的資訊」。靜靜地把衣物收到隱蔽的角落，一方面眼不見為淨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宣示空間的主權和規則：這是我管理的「家」，而在這個空間裡，不歡迎這種「不正常」。原來要有「選擇」，是需要資本的。
每個家庭成員「個人空間」的並置與重疊，往往把關愛變成互相規訓（discipline）。
Toby因為在家裡沒有化妝—甚至是練習化妝—的空間，所以他的drag makeup基本上都只有聘請化妝師代勞。
Toby沒有自己的化妝室。 因為家裡的空間不容許，每次變裝，他都要帶上一大袋衣飾，找另一個可以變裝的地方。
這讓我想起 Drag 文化出現的背景和歷史。男扮女裝作為表演，在不同文化都有很長的歷史，而接近我們現在熟悉的形式的扮裝（cross-dressing）派對，在1920年代的紐約已開始出現。但你可以想像得到，這些場合往往是由白人主導。雖然黑人皇后也有參與這些派對，但礙於整個社會種族歧視的風氣，他/她們始終難以融入，就算是參加扮裝選美比賽也鮮有獲得認可。後來這些非洲裔與拉丁裔皇后決定自己另起爐灶，自己為同樣是「有色人種」的扮裝皇后舉行專屬選美比賽（Ball），打破白人壟斷的局面，為自己人開拓新的生存空間。